1949年5月11日，共产党刚刚进入北京，还没有建都称帝，就在40年后被北大学生命名为“胡说八道”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陈垣的《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1950年2月，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第2卷3期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坚决否认这封公开信出自陈垣。陈垣的《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和胡适的《答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当年在海峡两岸以至全世界华人中引起巨大反响，并成为1951年和1954年毛泽东两次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思想开展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的重要导火索。其影响余波，则一直持续到21世纪。近年来，关于这段公案的研究、考证仍在不断进行着。 陈垣是什么人？他和胡适是什么关系？他给胡适写信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胡适又为什么不承认这封信？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和梁启超是同乡。早年科举不第，1905年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议论时政；1913年当选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1919年加入新教，1921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后留居北京，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工作。陈垣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陈垣以《元也里可温考》一文成名，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校勘学、考古学方面均有开创性造诣。其中《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被蔡元培称为“石破天惊”之作。20世纪20年代，陈垣被胡适、伯希和、傅斯年等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陈垣主要著述有《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考》、《释氏疑年录》、《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基督教入华史略》、《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等。陈垣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27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辅仁大学撤销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陈垣学生有姚从吾 、黄现璠、方国瑜、蔡尚思、邓广铭、单士元、柴德赓、白寿彝、牟润孙、赵光贤、陈述、启功、史念海、周祖谟、刘乃和、史树青等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同为现代史学大家，胡适、陈寅恪和陈垣三人公交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信17通，陈寅恪信19通，可见交往的频繁。三人同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学科院士，而陈垣和胡适当时更是北京两大名校校长。胡适对陈垣非常推崇，早在1922年胡适就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更可见胡陈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的是，1948年12月7日，当共产党大军已经压境北平，战火一触即发之际，陈垣还去信胡适，与他探讨他所钟爱的《水经注》公案，让胡适分享自己掌握的材料——注成《水经注》案关键人物之一的杨惺吾（即杨守敬）所撰的《水经注》两札时间“作于光绪廿三年丁酉（1897年）四月”。13日夜，胡适坐在灯下，认真地给陈垣写回信：“这几天，天天想写信给先生，总不得闲暇，故十二月七日的信到今天还没有奉答，千万请恕罪。先生依据梁节庵、叶浩吾两人在武昌的时代，修改我的结论，断定杨惺吾的两札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四月，当时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先生这个修正，我特别感兴趣，但今天翻查《邻苏老人年谱》，发现了一点反证，似还须再斟酌……。惺吾自记丙申年九月曾‘致书梁星海，恳求张文襄以小轮拖柩赴宜都，文襄允之’。不知此札亦在尊藏否？如此札尚存，不知其署名作何式？以上所陈，均乞先生切实指正。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阿基米德是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和化学家，75岁时罗马士兵奉令来杀他，他正在地上画几何图形，他头也不抬地说：“等我一下，让我把这条几何定理证完！”可是罗马士兵像共产党一样混蛋、粗野和没有风度，还是即刻举起了刀。屠刀落下的一瞬间，阿基米德临大喊了一声：“我还没有做完……”。 胡适、陈垣二人在阵前刀戈、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围困陆沉、朝政更迭之际的这种从容、淡定、优雅、忘我、无畏、神游物外，视千万铁甲、炮声轰鸣和世事凡俗如无物的学术大宗师气派和伟大知识分子功夫，真可谓是阿基米德第二。 胡适、陈寅恪和陈垣同为当时中国学术界大师和标志性人物，因此他们都在“重视教育”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南京政府抢救计划的名单上。写完复陈垣信后的14日，胡适寄出了给陈垣的信。同日，又屡次接到南京自蒋总统以下多个电话，力促他“即日登程，万勿迟疑”。胡适接电后，数通致电陈垣，要陈赶紧收拾行装准备南下，但为陈垣婉拒。15日，在傅作义帮助下，胡适和陈寅恪同机从南苑机场离开北平，直飞南京。 然而仅仅4个多月后，1949年5月11日，署名陈垣的《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就在《人民日报》登出了。这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惆怅。 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到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也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里开始起了疑问，我当时只觉得这问题有应该研究的必要。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当南京和北平的报纸上刊载着我南飞抵京的消息，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们来替他们捧场的，那对于我们有甚么好处呢？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受蒙蔽着，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 在这样新的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这些功劳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一笔抹杀的。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们知识份子的旧的错误的道路。读了史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们那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动，我深恨反动政府文化封锁得这样严紧，使我们不能早看见这类的书。如果能早看见，我绝不会这样的度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注意的。况且史诺作这书的时候是一九三六年，那时你正在美国，难道你真没有看见过吗？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说到实证，我又该向你说一个我的想法。最近有一天，我去过你住的东厂胡同房子里，现在有别的朋友住着。我和朋友谈天的时候，记忆清楚地告诉我，这屋子从前是怎样的陈设，旧主人是怎样的研究《水经注》。你搜罗《水经注》的版本到九类四十种之多，真是尽善尽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对政治的报告，何以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从前一样，真不知道吗？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动，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你在服务于反动统治政权，我只是以为学术与政治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而又指导了政治”。 你在政治上的努力，直到今日，并为减少。昨天北平《人民日报》载你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表一段说话，说：“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说“政府仍有良好之海军与强大之空军，如使用得宜，将为阻止共产党进入华南之有力依持。”你还在做着美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桥梁，你还有如此奇特的谈论，这使我不禁惊异，难道你真不知道借来的美援和那少数反人民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可以抵得过人民的武装吗？难道你真看不出中国应走的道路吗？现在和平的谈判，被蒋介石他们拒绝了。战争的责任从来就该他们担负，他们还应该负下去。南京已经解放了，全国解放，为期不远。如果分析一下，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的今日，任何反人民的武力也要消灭的。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甚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无论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国民党也好，是为个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总应该明白这是违反人民大众的意思，去支持少数祸国殃民的罪魁。 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看了所谓陈垣《给胡适之一封信》，别说根深蒂固受英美自由主义精神濡染，并在民国那个宽容自由的学术和政治环境里走完半生的当时的胡适，就是受过共产党几十年奴化和欺骗教育，但经过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今天的我们，也会觉得反感、厌恶、惊讶、捏着鼻子读不下去，继而不怒反笑。这种充满了谎言、下作、卑劣的文字，别说读圣贤书、钻故纸堆的七十老翁陈垣写不出来，就连经过共产党几十年恐吓和奴隶统治，但还有一丝气节、一点良知、一线智慧、一份自尊的我们，都绝对写不出来、也绝对不好意思写。看了这封信，别说对陈垣相知甚深、与陈垣相从甚密的当年的胡适，就是对陈垣一无所知的如今的我们，基于对人类尊严和道德准则的理解，也不会相信是陈垣写出的。 胡适第一次见到《公开信》文本，是1949年6月18日在由友人送来的英文杂志《The Eastern Bulletin》（远东通讯，香港1949年6月版）上。阅读后，一向谦谦君子、自由宽容的胡适，做出了剧烈的反应：“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但是，胡适是最高贵的绅士，他反感片刻，立即平心静气，找来《公开信》的中文本。仔细阅读后，认为“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胡适还找来对陈垣熟悉的另一史家蒋廷黻，俩人商讨后的结论是“均疑陈援庵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次年1月9日，胡适经过半年的困惑和疑虑后，证之对中共新政权形势发展的个人观察，下笔写就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在民国卅八年五月里，香港的共产党报纸上，登出了一封所谓“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在六月里，这封信的英文译本也在香港传到各地。 这几个月以来，这封“公开信”时常被共产党人或他们的同路人引用。引用最多的是其中的这一段：“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覆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试看我引在前面的那一段里，有这些句子：“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这封信，还有同类的句子：“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又有：“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 陈垣先生决不会用这种“在生活着”、“在等待着”、“在迎接着”、“在摧毁着”的新语法，他更不会说“学生们都用行动告诉了我”一类外国化的语法。 陈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读过。我身边还有他前年去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我认识他的文字，所以我敢断定他决不会说“用行动告诉了我”、“记忆清楚的告诉我”一类的新语法。他也决不会说这样的句子：“你并且肯定了我们旧治学方法”、“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陈垣先生若能这样运用“肯定”一类的新字典新结构，那么我就真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学习”的神速了！ 所以我说，从文字的方面来看，这封信的白话文是我的老友陈垣先生从来不会写的，完全是别人冒用他的姓名写的。 但是，从内容的方面看来，我不能不承认这封信里的材料有百分之十左右很像是根据陈垣先生的一封信。最明白的是这信的第一段：“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惆怅。” 这一段里面有这些真实材料：（一）卅八年十二月十三夜，我有一封论学的长信，提到杨惺吾（守敬）自撰的《邻苏老人年谱》。（二）此信末的三十三个字，我没有留稿，但文字大致不错。 因此我猜想陈垣先生大概曾受命令，写一封信给我，其中有这一段。这封信是用古文写的，因为陈先生不会写白话文。这封信到了北平共产党手里，共产党的文人就把这封信完全改成了白话，又把这信放大了许多可做宣传的材料，就成这封“公开信”。 就拿这开篇第一段来看，这里面就露出改写的痕迹，就露出伪造的证据。我写信给陈垣先生是在十二月十三夜，写完已在半夜后了。信是十四日寄出的；我是十五日下午四点以后才飞离北平的。十六日的报纸才登出我南飞的消息。然而这封“公开信”开篇就说：“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写信总在信尾标明年月日；这封信也标明“卅八，十二，十三半夜。”陈垣先生当然知道十二月十三夜他决不会“得到”我十三夜的信，但改写这信的共产党文人当然不主意这些小问题，所以他随笔改写白话时，先说“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下文又说，“当我接到这信时，看报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作伪的人不知道，从十三夜看到报纸说我南行，中间已隔了三夜两天半。所以我说，这封信开篇第一句就露出作伪的痕迹。 改写这封信的人当然是以为聪明的文人，熟悉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惜他太聪明了，太熟悉中共思想路线了，所以他把这封信改写得太过火了，就不像陈垣校长了！这信上说：“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这一段有两句话，很可能是这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口气。但改造这信的文人借这机会宣传那“很多新书”，越说越过火了。例如他说史诺的《西行漫记》，有这些妙语：“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 我想援庵老人不会替史诺的书对我作这样过火的宣传罢？更有趣的是他特别提到《萧军批评》：“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 萧军是东北人，他回到东北，眼看见苏联军队的横行，眼看见东三省人民遭受的痛苦，他忍不住写了一些婉转的公道话。因此，他触怒了中共，于是党中的文人群起攻击他，中共中央逼他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萧军批评》是共产党实行杀鸡警告猴子的一本书。陈垣先生何必要对胡适宣传这本小册子？他何必要对胡适诉说他的忏悔，他的“不断的改正”？ 叫七十多岁的有名学者陈垣公开的说，“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这正是共产党自己供认在他们统治之下，决没有自由，决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所以我说，假造陈垣公开信的那位党作家太聪明了，不免说得太过火了，无意之中把这位辅仁大学校长写作一个跪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这未免太可怕了！ 再看下去，这信上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又说：“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 这更可怕了！在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北平之后三个月，七十岁的史学者陈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旧治学方法虽然是“科学的”，究竟“是有着基本错误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法！” 所以我说，这封“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之下决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胡适从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早已超出了胡适所能理解、所能想象的范畴与底线。我相信，即使在看了这封让他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之后，胡适对共产党本质和行径的了解与体会，也远远不如现在的我们深刻和切身。胡适那时，共产党还刚刚僭取政权，还没有来得及蹂躏、糟蹋自己窃据的国土和摧残、报复自己囚禁的人民，还不知道谎言、暴力和阴谋是共产党夺取和维持权力的三大法宝。正因此，今天的我们，只要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东西，就会不假思索地视为“胡说八道”，而当年的胡适却要开始将信将疑，继而认真、费力地去考证“公开信”的真伪。 虽然不论从胡适的分析、论证还是从对共产党戈培尔氏宣传手段的了解，都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所谓“陈垣给胡适之一封信”是打着陈垣之名搞得一次文宣战役，用的是“拉大旗作虎皮”之计——而这还是共产党此类策略实施中水平很差、质量粗糙的一次，也虽然水平、质量不高，贬低了陈垣的层次、小觑了胡适的智商、污辱了学者的人格，但从道义上来说，也并非十恶不赦。但是，让人不能原谅的是，几十年来共产党的写手们却始终不肯实事求是，始终不敢自承其伪，始终继续欺世盗名，哪怕事实俱在、光天化日，仍然矢口否认、信口雌黄。发表在《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上，由陆发春撰写的“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历史之谜的澄清”一文，就是其中典型。 陆发春的文章里说，1990年6月，陈垣弟子刘乃和的弟弟，也是陈垣辅仁大学的学生刘乃崇，撰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评细地介绍了当年陈垣先生写《公开信》的经过： 有一天，陈老又让乃和姐来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说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国家，读到了新书，这都是过去没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适之，就随国民党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陈老，我在石家庄看见《新华日报》上刊登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他立刻说胡适走前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罢就取出给了乃和姐，当时陈老就与此柴师（指柴德赓，引者注）乃和姐和我们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斓范老住处，请他修改。 当事人刘乃和先生，1994年，发表《陈垣的一生》长文，也追忆了《公开信》撰写的经过： 我们共同研究也想用公开信的形式，把他所见所闻的新中国的新气象告诉还不知道的人。陈老让我执笔写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后，送给刚来北平不久的范文斓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报》以《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刊出。 … Continue reading 周傥：共产党统治下绝没有自由——记胡适和陈垣的一段历史公案